我们到底应该感谢中美贸易战刺激了中国企业加速进行全球供应链的优化和平衡，还是应该期待双方“谈拢”，及时阻止原有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崩溃？ 

采写：本刊记者 朱 冬    编辑：李靖

本期“管理百家”特约观察家：

刘宝红（供应链管理系列畅销书作者、美国西斯国际公司执行总监）

顾常超（清华大学全球领导力秘书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如今，恐怕已经没多少人对中美贸易战的和平前景抱太大希望。长期来看，世界老大和世界老二无非就是边打边谈，边谈边打。

但很现实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国际供应链因此发生的“破损”和重构。

无论是近日传出的“苹果公司预将其硬件产量的15%-30%转移到中国之外”“中德在猪肉进口方面预签订新协议”，还是此前“华为的核心技术备份提振信心”“郭台铭称：‘我们已经把生产线搬到了印度’”，亦或是“受关税影响，制造企业外迁至东南亚”等相关信息……无一不在传递这样一个事实：围绕核心企业的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的整体全球供应链已经开始普遍发生结构性变化。

“全球供应链重构”并非空穴来风，而且可以预计的未来几年里，都是国际商业关系的一个重要主题。

本期“管理百家”为此专访了现定居美国的供应链管理系列畅销书作者、美国西斯国际公司执行总监刘宝红，与清华大学全球领导力秘书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访问学者顾常超博士，分别从不同视角解读中美贸易战对全球尤其中美双方企业供应链的冲击、走向和应对之策。

1、原有的全球供应链正被打散和分裂

《中外管理》：犹如蝴蝶效应，中美贸易战下的细微动向都能引发中美企业的巨大波动。《华尔街日报》称：由于生产停滞、新订单减少，摩根大通测算的5月份全球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下滑至2012年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冷静看，贸易战对全球供应链带来的最直观的影响和冲击有哪些？有观点称贸易战已经引发全球供应链的重构，您是否认同？中美双边的供应链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刘宝红：供应链管理的最重要一条原则就是规模效益。只有一条供应链的规模效益，当然比两条供应链要高得多。因为同一条供应链下是同一套指导标准，大家按照统一的技术规范、约定、标准等完成从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配送等环节，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和效率。

1980年代-1990年代初，全球供应链分为北美市场、欧洲市场、亚洲市场三条市场供应链。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最近二三十年世界由“三条供应链”逐步发展成一条相对符合经济效益最大化要求的供应链：主要是欧洲和美国负责总设计，由中国制造，然后卖给全世界。

现在中美贸易争端下，加征关税导致中美双方和相关上下游企业转而寻求建立新的供应链关系，如此，一条相对成熟的供应链模式开始被打散、分裂成多条供应链。

至少中国、美国甚至欧洲、东南亚等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供应链标准。这会导致规模效益以及本来长期建立起来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信任度会马上降低。

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后，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最后要走的路肯定是大而全、小而全的，通俗地说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并且要花很多时间、资源建立自己独立的供应链。所以说，中美贸易的争端其实是引发了全球供应链发展的倒退。

顾常超：美国和中国是全球经济体量的第一和第二名。此次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对全球广泛区域的经贸往来和全球供应链都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这样的贸易摩擦和冲突，带来的不仅仅供应链的调整、改变，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双向的、多维度、破坏性的冲击。对于整个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一个非常不利事件。

但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并不是当下所有的供应链范畴下的调整，都归咎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结果。比如：中国加大从德国进口猪肉这一举动并不完全属于中美贸易战对供应链的冲击之下的应对之举。因为对农产品的采购，遵循经济原则和市场规则。市场偏好好的品质、稳定的供给、合适的价格。我们寻求新的供给，寻求新的可持续的、有质量的供给，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而这属于供应链的正常波动范畴。

2、处于两个极端的中国企业受冲击最大

《中外管理》：新闻提到“郭台铭此前公开表示：全球供应链将被迫重新架构，这也是当前台商面临的一大挑战。”其实不仅是台商，大陆的不少企业都面临巨大挑战。从行业分类看，在全球尤其中美供应链重构的波及和影响下，哪些行业或哪些类型的企业会受到最严重的波击？

刘宝红：处在两个极端的企业最受伤。

第一个极端就是那些处于产业链底部、劳动密集型的、附加值比较低的企业。这些企业的业务可能会流到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当然这些企业本身存活下来就很艰难，从产业升级的角度，企业毛利只有5%、8%，净利润1%、2%的企业本来就已经转向了衰败。

第二个极端的企业，就是像华为这种成熟的、国际化的、顶级的企业，它们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美国会把这些顶级企业当做它的竞争对手，今年以来，已有47家中国企业或机构先后被美方纳入所谓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如果美国不给这些企业提供核心技术层面的零部件的话，企业若不能生产那些赖以生存的产品便难以为继，结果就会导致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顾常超：中美贸易战影响的不仅是中国的企业，其实也影响了美国企业。中国有句古话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美国媒体已报道由于制造商持续面临贸易紧张局面，美国制造业5月份增长放缓。消息称美国制造业第二季度初陷入困境，工厂正准备迎来自2016年以来最疲软的年内表现。

就中国企业看，比如，华为是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公司。但是华为本身又有非常丰富的供应链生态。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供应链重构，也会影响到华为的上游、下游跟它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企业。而类似华为这样的企业为数众多。

整体看，如果供应链重构，最受影响的是新型互联网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移动通信行业这类高科技型企业。但坦诚讲，今天美国高新科技依然占据世界前沿，因为有更多技术储备和优势。这样一来，中国一些先进制造业可能也难以幸免，因为它的核心技术，一些关键零部件可能会受到国际贸易争端的制约。

此外，很多国内企业本身也是“两头外向型”的国际化企业。即：企业的部分生产环节或产品依赖于国外先进技术，而产品销售面对的也不仅是国内市场，还会销往海外市场。这种外向型企业受供应链重构的影响也是非常直接和重大的。

在这样一个贸易摩擦和冲突的情况下，看上去是企业受损、产业受损，企业要付出更多成本去应对供应链改变。但本质上看，最终伤害的却是两个国家消费者。

3、“核心技术备份”没那么简单

《中外管理》：应变和调整是企业生存的本能。以华为为例，您觉得这些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所做的“核心技术备份”能抵抗中美贸易战下的供应链重置冲击吗？

顾常超：华为，如果没有在之前很多年做了一些研发储备，尤其是核心技术的储备，可能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对这样一类企业就是一种破坏性的影响。

刘宝红：我相信核心技术没法备份。美国用几十年专注研发和成就的核心技术、产品，然后围绕产品形成平台，而后在那个平台上探索出各种各样相关性的业务，这是几十年的研究和培养的结果。

以华为为例，其实技术备份也未必足以抗衡失去的那些核心技术。因为一个“及格”的技术并不等于“优秀”的技术。华为是否真的能做到全面的技术抗衡？我相这个级别的难度没那么容易超越。

4、混乱能成为企业发展的“阶梯”吗？

《中外管理》：对那些受到波及的企业和行业而言，有哪些合理的应对之举？

刘宝红：对企业而言没有短期解决问题的应对方案。真正的解决方案，就是企业要真正做美国企业做过的事情，投入几十年的资源，开发创新出真正有实力的技术和产品，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并把它们运用到实际业务中。而中国现在最短版的地方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知识产权保护直接影响创新的动力和热情。

务须牢记：你要流的汗总是要流，一定少做不靠谱的事情。

顾常超：首先，供应链是企业和组织的核心能力，这样战略意识应该也必须通过这个事件被强化。

因为供应链管理本来就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部分，而供应链管理能力本来也应该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管中美贸易争端是不是当下发生，企业都应该有强烈的供应链管理意识。

其次，企业应该对科技，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有自主创新能力。

再次，企业在重视市场，重视应用型技术的同时，要面向全球竞争加大基础性研发工作。像华为那样因为有研发和备份意识，所以能在此轮中美贸易争端中相对比较有信心。

最后，企业还应该奉行人才优先原则。因为企业要做自主科技、自主创新，前提是要有自有的、优质的、高质量的，甚至世界一流的人才团队。这也是中美贸易战刺激我们需要去考虑一些问题。

5、未来，全球供应链将呈现何种模式？

《中外管理》：受中美贸易战加征25%关税的影响，很多在华企业迎来外迁潮，也有言论称东南亚有望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那么，未来中美竞争关系下新的全球供应链会如何形成？

顾常超：这个问题还应该回归到供应链的原则和原理上来分析。

首先，供应链从供给到生产，到市场，是一个循环模式。市场的多元化，而不是单一化的属性，要求我们应该积极开拓美国市场，积极开拓欧洲市场，也应该积极开拓东南亚、非洲、南美洲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市场。

其次，市场多元化和供给多元化，是供应链管理思想的应有之义。所以我们不仅要激活国内外市场，也要激活国内外资源。而国外资源是可以是北美的，可以是欧洲的，当然还应该是全球其他地域的。

再次，供应链应是一个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我们常说能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才是一家优秀企业，而它背后应该有一条平衡的供应链，这样的供应链不仅是市场多元、供给多元，而且是可以做动态优化和部分调整的。

从这一角度看，今天，中美贸易摩擦下供应链的改变或调整，也可以视为特朗普为我们企业做的一个贡献。因为供应链本身就应是多变的、动态的。中美贸易争端刺激中国企业全球供应链发生变化，也可以理解成是供应链自身的自我调节、优化和平衡。

刘宝红：以中国从德国进口猪肉这件事来看，毕竟德国猪肉在性价比上不如美国猪肉，德国在这一领域的竞争力如果没办法优于美国，最后可能只会充当“垫背选手”。因此，当下产生的一些所谓 “缓兵之计”的新供应链组合，并不长久，也不具备代表性。

凡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解决方案的肯定会被淘汰。未来最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结果就是中美就双方意愿去努力“谈拢”。两国总是要达成共识的，而且也一定会达成共识，这点我是非常相信的，因为只有达成共识才能实现让双方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中外管理》：除了当下中美谈判的不确定性外，供应链自身也有波动和自我调整的属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企业现在做长期调整或短期调整似乎均不妥，您对此有怎样的建议？

刘宝红：这个世界没有太平过一天，每一天总有让局势波动的事情。上世纪的冷战，后来中东的热战、世界金融危机，2000年前后互联网泡沫破灭，现在又是中美贸易战。环境总是有变量，总是让你头疼。无非就是让你头疼的事情每个阶段不一样罢了。企业得想办法去对付不确定性，最根本的是以确定对付不确定，以不变应万变，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顾常超：变化和不确定性，是供应链常态，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常态。

今天是一个快速变化超乎你想象的时代。比如：特朗普被外界称为“推特治国”，他发一条推特，可能就引起华尔街股市的轩然大波。今年马上进入5G时代，基于之前的通信技术和应用，5G又是一种迭代式的变化。

这样一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动态就是常态，常态就是动态。而中美有这样的争端也算是时代变化中的一个环节。

所以企业要把自己打造成灵活性企业，打造成柔性企业、敏捷性企业。

而一切的变化，一切的坚持，都应以顾客价值为本。未来的科技创新、模式变化，一切都是为了创造顾客价值，创造更具增值性的、独特的乃至体面的顾客价值。

而且，任何一个组织和企业，在应对变化的同时，还应该坚持一些不变的东西——战略定力，专注自身业务领域，专心钻研，切勿盲目跟风，被一些短期盈利业务迷惑双眼。